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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看待中兴通讯事件

中兴通讯事件是中美贸易争端升温的一颗子弹，但又绝不是单纯的贸易事件。

王加莹曾在中兴通讯工作16年，如今是高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，专门从事知识产权开发、国际保护和市场运营。在他看来，中国产品走向国际的过程，也是理解和利用WTO原则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，中兴通讯遇到的情况只是贸易壁垒的演化。

“知识产权法律和反垄断法律的运用，不断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。”他说，过去一段时间，中国企业面临更多的是知识产权上的限制，中国企业通过发展技术、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等已经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。

2014年，华为和思科发生标准专利之争，最终美国运用了本土反垄断调查；2015年，国家发改委认为高通滥用标准，对它作出大约61亿人民币的行政罚款；转年，2016年，美国对中兴通讯展开调查，最终下了大约62亿人民币的罚单。

杜子德指出，不能将中兴通讯事件简单视作贸易摩擦，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实力较量。当中国的硬件平台、软件平台都没有实现自主可控，别人就可以“蹂躏”你。

他提到，美国对华遏制早有预兆：3年前美国对中国超级计算机实施芯片禁运；七八年前微软以黑屏手段对付使用非正版系统的中国消费者；美国AMD曾表示要把技术转让给中科曙光，但被美国政府制止。

原因何在？

从专业设置看，计算机专业对于系统结构和芯片方面的培养能力较弱；从待遇上看，芯片研究人员的收入较从事人工智能等应用类领域研究的低不少；而在人才考核机制上，因为芯片研究领域发论文难，研究人员在各类人才评选中处于劣势。

胡伟武举例说，国内绝大多数互联网企业都在使用java编程，会使用java的工程师数以百万计，但研究java虚拟机技术的人才到现在也只有几十人。

“中国2600多个计算机专业点，都在教怎么用计算机而不是教怎么造计算机，就好像一个汽车专业只教出了一堆驾驶员。”他说。

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李浥东也有亲身经历，他的学生不愿意学习系统结构。

“高校讲就业率，学生看市场预期。和系统结构相关的企业，跟那些互联网、人工智能企业相比薪资待遇相差太大。”